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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樣文官帶兵 明朝比宋朝牛在哪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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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讀:在后世的歷史評論家眼里,明朝軍事制度,還有一個被人詬病極多的問題——文官帶兵。關于這個毛病,最深入武俠迷的評語,便是金庸老先生在小
目錄
1.文官為什么去帶兵
2.三位立體管理模式
3.軍事文官的練級路
4,被黨爭與瞎指揮毀掉
在后世的歷史評論家眼里,明朝軍事制度,還有一個被人詬病極多的問題——文官帶兵。
關于這個毛病,最深入武俠迷的評語,便是金庸老先生在小說《碧血劍》里的那段話:明朝一向文官帶兵,但偏巧運氣好,去遼東帶兵的熊廷弼等人,都有軍事才能。
明朝文官帶兵不假,但能帶兵的文官卻極多。而且,這絕不是運氣好這么簡單。

1.文官為什么去帶兵

這個問題,通常出現在明朝中后期。而這也和明朝軍事制度有關。
自從明朝建國后,但凡出兵打仗,施行的是“專征”制度,特別是在衛所制度穩固的中前期,都是由各衛所出兵,組成軍隊,然后再由德高望重的大將掛帥出征。這樣做的弊病,自然就是兵不識將,將不識兵,除非將領本人極其厲害,否則軍隊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必然受損。
明朝開國早期,承擔“專征”職責的,多那些功勛卓著的功臣,比如徐達,李文忠,藍玉等人,這些人有實力有威望,三軍自然服氣,打起仗來更是捷報頻傳。但這套制度的漏洞,到了朱元璋死后不久的“靖難之役”里就暴露無遺,當燕王朱棣扯旗叛亂后,擁有全國軍事力量的建文帝朱允炆,三次調動百萬大軍北上,圍殲只有十數萬人馬的朱棣,他同樣采取的是專征制度,但選擇的人選,卻是毫無軍事經驗的李景隆,結果明軍大敗虧輸,近百萬人被只有十多萬人的朱棣打的全軍覆沒,最后連皇位都被朱棣奪了去。
朱棣登基后改年號為永樂,作為一個馬上皇帝,他登基后第一次對北方蒙古的征伐,就給了他當頭一棒,當時他給予國公邱福專征大權,命他統兵十萬征討韃靼,結果邱福輕敵冒進,反而全軍覆沒。后來的五次北征,吃了虧的永樂皇帝不敢再委以他人,全是自己親力親為。
五次北征草原的壯舉,成就了他“馬上皇帝”的赫赫榮光,卻也給他的兒孫“挖了坑”。他的重孫子明英宗也學他的模樣親自“專征”,結果沒征贏不說,自己反而被敵人瓦剌給“蒸”了——土木堡五十萬大軍全軍覆沒,專征的明英宗本人也當了俘虜。
同樣文官帶兵 明朝比宋朝牛在哪?
土木堡之變
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,“專征”這種模式,對于明朝來說是把雙刃劍,本身專征軍隊的組建,就是以從各處調兵的方式完成,軍隊的團隊凝聚力肯定會受影響,這就需要承擔命令的將領擁有卓越的素質,可一旦給予將領的事權過大,就會造成專權,讓中央政府難以控制。所以既要放權,也要節制權力,就成了這個模式最需要做的事情,終整個明朝,歷代皇帝在軍事指揮權方面動腦筋最多的,也是這個事情。早期朱棣的方式,就是既然信不過別人,那就皇上自己來,但有了土木堡之敗的教訓后,自己來顯然是不可能了,要解決問題,還是需要從制度上想辦法。
在土木堡之變前后,明王朝這個問題上想了很多辦法,但從整個明朝中前期來看,除了皇帝御駕親征的那幾次外,通常承擔“專征”任務的,除了文官王驥(明朝朱元璋第一個因戰功封爵的文官)等少數人外,多是具有公侯爵位身份的武將們??墒?,如果我們看看明朝中后期的歷史的話,卻發現又不一樣,擔任專政統帥的,越來越多是文臣,到了最后,幾乎最高軍事主官,都是清一色的文臣。以強悍武功開國明王朝,怎么又回到宋朝“以文制武”的軌道了呢?
這個轉變,還是要從明朝軍事制度的演變說起,明朝開國政治制度的特點就是分權,放在中央,就是統兵權和調兵權分開,放在地方上,就是地方兵權和行政權分開。這樣的好處,是最大限度防范篡權奸臣出現,但壞處,就是權力分的越多,彼此也就越扯皮。
特別是地方上,由于事權不統一,事情辦砸了,扯皮還沒完。為了不扯皮,從明朝第三任皇帝明成祖開始,明王朝就著手統一事權,在省里設巡撫,管轄兵馬,民事,司法大權,然后又設富有管轄多省權限的總督。這兩個職務,主要就是統一兵權,而這兩個職務,都是由中央文官兼職的臨時性職務,巡撫是由中央副部級(侍郎)文官兼職,總督是由中央部級(尚書)級別官員兼職。也就是說,地方的軍權,隨著這兩個職務的設置,開始由文官來執行。
于是原本忙于案牘勞頓的文官,開始走上戰爭第一線。
文官摻和這事,第一個原因,就是明朝各類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長,朱元璋時代,武將集團的話語權極高,開國六公爵,五個都是武將(李善長除外),可隨著明朝政治穩定,國家轉入和平建設時期,武將的作用日益下降,地位也就隨之下降。外加朱元璋時代幾次大規模整肅風暴,隨著藍玉之流的落馬倒霉,武將們也殃及池魚。
更重要的因素是,文官隨著科舉制度的發展,力量迅速壯大。而從明朝中期開始,武將的選拔,也有了以武舉為代表的科舉途徑,而武科舉不止考武藝,真正決定中榜的是策論環節,也就是要考上,必須也要熟悉兵法戰策,考評權主要由兵部文官來執行,這樣一來,武科舉出身的武將選拔權,其實也漸在文官手里,能考取功名的武將,好多便成了文官的門生。
此外,明朝兵部的權限也逐漸擴大,明初的兵部,和五軍都督府之間是相互牽制的,但隨著衛所制度的破壞,五軍都督府的權限也越來越虛,兵部的權力卻越來越實在。最直接的一條,原先軍隊的供給靠衛所,后來越來越多靠財政撥款,基本都是兵部拿捏。
而且跟科舉造就的文官集團新陳代謝比,明朝那些顯赫的武將家族,卻大多一代不如一代。也就是說,明朝建立后,文官的力量一直是壯大的,傳統公爵武將的力量,卻是一直弱化的,到了明朝中期以后,隨著衛所制度的破壞,明朝逐漸開始用大規模的募兵制度來取代衛所制,由于募兵的統轄帶兵,主要由武將來負責,為了制衡武將,勢必也要提升文官的權力,用文官來制約武將。于是以文制武的體制,就這樣形成了。
而最重要的一個原因,卻還是帝王本人的抉擇,對于帝王來說,文官固然討厭,但是文官集團悠久的傳統和其自身特點,決定了受儒家思想出身的文官,最多只是皇權的制衡者而不是挑戰者,但武將則不然,驕兵悍將在歷代都是皇權大忌,從國家穩定和皇權安全性來說,文官是執行兵權的最好選擇。明朝軍事制度,在繞了一個大彎后,最終還是走上了以文制武的軌道。與其說是明朝的弊病,不如說是歷史發展的必然。

2.三位立體管理模式

然而即使對于文官本人帶兵,明朝也并非完全放心,相反是有一套監督體制的。要讓文官帶好兵,先給武將分好權,給武將們的一顆“甜棗”,就是總兵這個職務。
明朝中后期以后,大多數純粹的職業武將在軍事生涯里所能做到的最高官職,就是總兵。(五軍都督府大都督,在明朝中后期成了虛職),明朝最早的總兵,設于洪武二年(1369年),但在當時,這只是一個臨時性官職,并沒有品級,主要是給予擔負“專征”任務的元帥的。它真正開始以正式官職的名義確立下來,是在明朝永樂年間,明成祖命何福佩將軍印,充總兵官,從此,總兵一職,才以地方最高鎮守長官的名義確立下來。
總兵的特點是常駐地方,并且擁有地方軍隊的管轄權節制權,這樣做的好處在于事權統一,可以提高邊軍的戰斗力。但為了防止總兵權力過大,明朝在任命總兵的時候,又在總兵之上設立巡撫,用以節制總兵權力。而且隨著宦官集團力量的上漲,明朝在各地又開始設立鎮守太監,由宦官監軍,將文官武將都監視。這樣,明朝的地方兵權,就形成了宦官——文官——武將相互制約的模式,如果有重大軍事行動的話,在三者之上,明朝才委派由更高級別文官出任的總督經略,用以統一事權。所以說明朝軍制,宦官當家或者武將當家,甚至文官當家都不恰當,這是一個三位一體的模式。
這個三位一體的模式,究竟效果怎么樣。從事實上看,要想這個模式發揮最大效用,重要因素有兩個,一是這個模式必須獨立運轉,在相互平衡中發揮最大效能,切忌外來因素干涉,而造成內部事權不一。
即打仗的時候,這個體系既要權責明確,每一個人該干啥干啥,更要有軍事自主權,不能聽憑體系外的人瞎指揮。二是委任統帥這個三位一體模式的人,即總督(包括經略,督師),必須是富有權謀手段,善于調和矛盾,并具有卓越軍事才能的干才。放在官場上,這種人顯然是打著燈籠也難找。
但真放在明朝實際的歷史上,我們卻不難看到,這樣的人真不少。除了曾痛打麓川叛軍的王驥外,另一個典型就是北京保衛戰時的兵部尚書于謙,而這場戰斗的結果,也是明朝贏得了戰爭的勝利,并以勝利迫使瓦剌放歸了明英宗。于謙之所以會在明英宗復辟后被害,一個很重要的因素,就是他開罪于北京保衛戰時的戰友——忠國公石亨。倆人的交惡除了私人恩怨外,一個公事上的原因,就是于謙執著推行“以文制武”的理念,開始在邊地大規模派遣文官巡撫治軍。但于謙的死,卻沒有阻止這個潮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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